Paciracirain（閃爍的光影，電影）的光束，連續五晚（十月廿三到廿七日），在這個「人之島」(ponso no tao)的幾個村落映照完畢的次日清晨，我斜躺在Imorod（紅頭村）的海邊卵石上。海水還是那麼固執地一波波湧來，只有在那則遠古的傳說中才莫名其妙地退去、退去；而當一位婦女搬動一塊白石時，又失去控制地漲潮、漲潮，淹沒了那個喝風飲露、半人半鬼的時代。

據Imorod村的說法，「人之島」的人是洪水退卻後，「天上的祖父」(akay-tao-doto)把兩個小孩分別塞入石頭和竹子中，丟落到島上，逐漸繁衍散佈……。我們這些被飛機晃顛得面色慘白，昏降而下的，既不是島上的人tao，也不是島上的鬼anito。三年前開始攝取、沖印的影像，隨著放映機的光束在島上重現時，發生了什麼樣的情況﹖

　　三年前，也是在這片沙石地上，siaman Rapongan（施努來）、si Pozngit（郭建平）、 Topas Tamabima（田雅各）和我在攝影機的運轉下談論合作拍片的事情，作為這部影片的片頭。他們清楚地說出所以願意參與這部影片的拍攝是對這部影片有所期望。他們有話要說，要喚起更多人對雅美現況的關注。對於人類學者，si Pozngit毫 不容情地質問：「你們一直做研究，建立自己的地位，但對我們原住民有什麼回饋﹖」從一開始，就註定了這部影片無法僅以客觀不介入的研究者角度呈現。我確實不想拍一部四平八穩、不慍不火的科學性紀錄片，而我也有觀點想透過他們的觀點表達 ！

　　日本殖民勢力進入台灣不久，就有人類學者鳥居龍藏(1897)來到這個他命名為雅美族的「紅頭嶼」。真是不明白鳥居龍藏根據什麼把這個島上的居民稱為雅美人。也許是島上的人稱〞我們〞為yamen，也許是巴丹島北邊有一個島叫做Yamen。總之，島上的人在人類學者研究之下變成了雅美人。1902年便出現了鳥居龍藏撰寫的第一部民族誌＜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書＞，鳥居也為雅美人留下影像紀錄：《紅頭嶼寫真集》。

1928年在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土俗人種學系（今人類學系）教授移川子之藏領隊下，又有一批人類學者，搭乘一個月才停靠此島嶼一次的汽船，抵紅頭嶼作調查。二次大戰末期，鹿野忠雄和瀨川孝吉以英文發表了＜雅美族影像民族誌＞(An Illustrated Ethnography ofFormosan Aborigines. The Yami)，精細地以影像圖片為主，配合文字說明，呈現雅美文化的面貌。1957年中研院民族所劉斌雄、衛惠林先生等，來到中華民國政府改名為「蘭嶼」的島上，作偏重於社會組織的研究。

劉斌雄先生對雅美文化的深情經常流露於文字與言談中。在他的鼓勵下，年輕一輩的學者與雅美族人陸續地蒐集整理有關這個島的資料。但是我卻不是投入雅美文化的研究者，為什麼要用影像記錄這個我並不熟悉的民族﹖七○年代末，我曾經跟隨民族所的一個問卷調查小組到蘭嶼「看一看」。坐在環島公車上，途經一個村落，我的同事舉起相機，對著車窗外拍攝。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年輕人衝到窗邊，憤怒地想搶奪相機，抽走底片。這突如其來的舉動把我嚇呆了，車子雖然迅速地開走，那幕景象卻永遠「停格」在我的腦中。為什麼雅美人這麼激烈地抗拒攝影﹖這是我從事漢人研究和遊訪其他原住民聚落從未有過的經驗。

　　1987年，我積極地蒐集外省籍榮民的資料。劉斌雄先生慫恿我去看看設於蘭嶼的退輔會農場是怎麼回事。他作研究時「農場」並不存在，後來雅美人說農場把他們的良強佔了，農場養的牛更不時侵犯他們的水芋田和蕃薯田。我一看之下，發現國家力量強力侵入，根本沒有考慮雅美族人的生存需要與權益，更遑論對他們文化的瞭解與尊重。怵目驚心之餘寫了一篇＜飛魚說：農場快走！＞在中國時報發表，總算得到回應，促使農場遷出蘭嶼。我雖然從1983年起嘗試拍攝民族誌電影，但沒想到要在蘭嶼拍片。以前的經驗讓我覺得蘭嶼是最不應該拿起攝影機拍片的地方。

　　1988年2月20日，蘭嶼島上舉行了第一次反對核能廢料場的遊行，老朋友siaman Rapongan（施努來）是發起人之一。1989年下半年起，結束他與妻兒在台北的流浪生涯返回蘭嶼。1990年5月，我從報章上得知傑出的布農族作家，也是志願到蘭嶼衛生所服務已達三年的Topas Tamabima（田雅各）醫師快離開蘭嶼了，他發表的幾篇蘭嶼行醫日誌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剛好民族所接近會計年度尾端，有一筆經費可以爭取，李道明又一口答應如果要拍片，多面向藝術工作室願意全力支援。於是1990年5月26日，我先與另一位反核廢料場的雅美年輕人si Pozngit（郭建平）在台北會面，再於五月底、六月初到蘭嶼徵詢另兩位的意見，看他們有沒有意願共同合作拍這部三段式談論雅美族所面臨問題的影片。如果他們不願參與，我會立即撤銷拍片計畫。我不想勉強在這個對攝影機有反感的島上作影像紀錄，除非是島上的人有此意願，相信這個紀錄符合他們的利益。

　　怎麼這麼巧，他們所強調的觀點，剛好就是我認為以往媒體在談蘭嶼醫療與核能廢料場問題最被忽略，而我最有興趣探討的部分。Topas一下子就點出來他三年來在醫療方面感受到的最大困難並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文化上引發的焦慮與恐懼。這是現代醫療與傳統疾病觀念接觸所必然面臨的問題，而蘭嶼的anito奪取生命的想法如此根深蒂固，特別是老人家，以他們的常識判斷和處理，不信任醫療。Topas難以掩飾他滿懷熱忱想以所學救病人，但為病人所拒的挫折。

雖然我不同意他說的「有些人好像沒有求生存的慾望」的推論，可是面對一位充滿耐性，無分晝夜、全力以赴的實踐者，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站在批判的位置與他對話。他有足夠自省的能力面對這樣的挫折。他說：「像anito這種東西已經幾百年、幾千年，不能一下子給予改變。」他以時間和成功實例來換取信任。醫療這個段落決定由Topas以內省的方式陳述，他主動地導引我們進入他的思考與生活的層面。另方面，我請攝影師林建享協助捕捉突發的與此主題相關的事件。同時，也在不侵犯Topas的主體敘述原則下，請雅美人告訴我們他們相信的anito是什麼。原來，讓人生病的anito主要是最親近的過世的親人，因為思念或嫉妒在世間的親屬，會來將他們的生命帶走。anito對生命造成極大威脅，如果不是珍愛生命，不會懼怕anito。

　　驅除惡靈anito的觀念被運用到反對蘭嶼核能廢料場的運動上。官方一直引數據證明核能廢料的放射線含量很少，當地居民無需驚恐。一般媒體報導這個問題時也似乎在爭論核廢料到底對雅美人有沒有害處以及反核廢料運動的組織與運作。當我真正面對siaman Rapongan（施努來），聽他敘述反核廢料原因時，我被震動了。他一再強調雅美族在島上長久建立的文化，它的和諧、它的自主性被忽略、被破壞了。這樣發自內心深處的哀嘆，透過返鄉實際參與捕飛魚等活動而產生的自尊與自信，化為保鄉衛土、爭取平等與尊重的反核廢料運動。si Pozngit（郭建平）雖然承認自己言行比較激烈，可是也非常尊重本身的文化，瞭解自己的年齡輩份不夠，在推動反核廢運動時必定會遭遇到阻礙。

他最憤恨的是決策當局沒有平等地對待雅美人，「不把人當人！」在與外界抗爭的過程中，「官僚體系的人不把我這個神學院畢業的學士看在眼裡，打馬虎眼」。而整個教育體系又是讓雅美年輕人疏離自己的文化，對於族群的存亡無動於衷。為了襯托他們的文化觀點，我覺得雅美族人歷代孕育的文化秩序與和諧美感可透過傳說、詩歌、祭儀、漁撈與芋田耕作等呈現出來。這些活動畫面的攝取成為這個段落的基調。而當族人終於穿戴上冑甲、手執武器，對核廢料作出驅趕鬼靈anito的動作時，那股捍衛族群生命與文化尊嚴的氣勢有搖山撼海的力量。相對於Topas的布農族而且在島上行醫三年的醫生身份，以及siaman Rapongan與si Pozngit的 蘭嶼本地原住民的身份，我是一個外來的漢人，與觀光客屬於同一個範疇。這部影片三個段落的安排，我希望由外到裡，由間接到直接，由淺到深。

我於是成了影片第一部分中那個急於想瞭解為什麼雅美人不喜歡攝影機對著他們的「觀光人類學者」。我訪問了為觀光客錄影賺錢的漢人導遊、一般觀光客、外來旅館業者，以及雅美族鄉長和老少村民。結果發現整個交換與利益分配的狀況與雅美文化一向主張的平等互惠原則相違背，難怪雅美族人要拒絕只見其害、未蒙其利的觀光攝影。可是在他們自己安排的向觀光客收取攝影費的祭儀歌舞活動中，我們看到傳統大船下水禮驅趕鬼靈anito的動作被刻意表演出來。他們到底要驅趕什麼﹖那不平等的觀光結構仍牢牢盤踞在那裡。看不見的底片和母帶如果像侵害他們權益的鬼靈，收了費之後，難道就可以表演驅趕鬼靈的儀式任觀光客攝影嗎﹖輪到我迷惑不安了。

　　拍攝第一段「觀光攝影」主題時，由於我是一個外來訪問者的身份在探索問題，我與攝影師林建享溝通，讓訪問者與被訪問者同時入鏡。第二段現代醫療與anito主題則順應Topas醫師的特質，以他內省式的旁白為主。他如果開口，都是在自然看病的情境下與病人對談，我們沒有拍攝他受訪問的鏡頭。第三段是兩位反核廢的發起人有話要講，他們都是 單獨直接面對鏡頭，作主觀的陳述。相似的詩歌吟唱調子屢次在畫面中出現，有時是以天上的人的語氣唱出，有時在落成禮中主客彼此謙虛地對唱，有時呼叫飛魚對他們唱述，片尾則對生存的島嶼吟唱，要它不要因被推擠而害怕，要使寶貝們生命茁壯，在世界綿延不斷。雅美族是一個多麼講究修辭與譬喻、富有詩歌韻味與美感的民族！

當我望著白翅膀、黑翅膀、紅翅膀的飛魚在網中閃閃躍動，有一隻還乘風飛越我們攝影租借的汽船時，我感受到雅美族人所生存的神奇美妙世界，也再次思索 siaman Rapongan的話：「雅美人上山、下海，每天付出勞動力，究竟是為了什麼﹖」在芒草花搖曳的Kaneman月（雅美曆第六月），我們攜帶歷經三年才完成的片子以及銀幕、放映機返回「人之島」。除共同製作剪輯李道明、攝影林建享外，同行的還有電影資料館館長井迎瑞、民族所視聽助理張毓軒、多面向藝術工作室的沈如雲和陶馥蘭。siaman Rapongan當年敲敲打打的新房早已落成，si Pozngit也結婚生子，按傳統改名，成為Vengayen的父親－－siaman Vengayen。

捕撈和享用飛魚的季節都已結束，仍有近海魚類可供射釣。只有一晚微微落雨，在東清村的活動中心內放映，其餘夜晚都在愈來愈圓的明月下讓各村落居民辨認自己熟悉的影像。每場放映完畢，請村民發表意見。

　　「並不是弱勢的族群就可以欺侮它……」 　　「民族的尊嚴在世界是平行的，我們需要透過中央研究院來宣揚這麼優美的文化。感謝你們由遠道來，希望你們多替我們說話，政府要多想想雅美人的立場……」 　　「我不希望蘭嶼漢化，這樣我們的文化會消失……」 　　「影片中看到觀光客把蘭嶼的石頭當作神在拜，我十分反對這樣的心態……。我覺得觀光政策沒弄好，以致於觀光客任意拍照，希望你們多多替我們反映。」 　　「看了這片子我很感動，希望這樣的文化永遠印在雅美人心中，這是雅美文化的精華。」

　　「我已經老邁，生命快結束了，應該沒什麼話好說，但是為了雅美人的後代，我宣告我十分反對核能廢料，這是滅種的東西！」 　　「我們擔心吃的魚是否有輻射線，我們吃到肚裡怪怪的。果實減少了，地瓜、芋頭壞了，年輕人開始禿頭了，有些人精神分裂……這樣的問題在我們的島上愈來愈嚴重。我們的島半浮半沈，希望你們拍這影片的人要努力把這樣的訊息傳出去，我們要互愛互助……」 　　「我們還是需要醫院、衛生所，希望把醫療弄得更好。衛生所的藥對我們沒有效，希望換新藥……」 　　「謝謝你們來幫助我們蘭嶼島，我們不可以忘記傳統文化，我們不喜歡當台灣人，我們要做雅美人，不要把我們的島弄沈……」 　「今天你們幫助我們，下次不知道能不能幫助你們……」 　　……

　　我們在－－紅頭國小的操場、朗島老聚落長老教會前的廣場、東清活動中心、野銀卵石草坪和由工作房垂下的銀幕前、椰油國中寬闊的籃球場－－這些十分親切的「電影院」裡面，傾聽村民的觀影感言。Paciracirain（電影）在這個島上很少出現。紅頭村接近指揮部，比較有機會看到軍隊放映的影片，野銀村民國42年次的周定送牧師說從小到大只看過五次教會放的宗教片和一次指揮部放的軍教片。島上民國74年開始全日發電，77年電視才進入。這是第一次村民有機會在螢幕上看到完全屬於自己島嶼的放大的影像。他們的專注表情與熱烈反應在月光與燈光映照下十分動人。我們帶了攝影機，再將這樣的景象留影。

　　在朗島，第一個段落快放完的時候siaman Ven-gayen（郭建平）來到我身邊。他說，第二段有今年過世的siapon Ragan的畫面，可能會引起他家屬的反感，要先向他們道歉。換第二卷片盤的時候，我向他們致歉，並徵詢那個段落要不要讓影像出現。因有人反對，我決定讓那一分鐘的影像跳過。暫時消失的畫面是：

　　Miparos（祈年祭）的祭司siapon Ragan帶著家中男子由地下屋走出，來到海邊，將祭品獻給天神，祈求來年收穫豐盛、延年益壽。然後返回家屋，在屋頂放下給鬼靈anito的祭品。雖然如此處理，siapon Ragan的長子還是離開了放映場地。我問協助放映的siaman Javitong（王榮基）為什麼要迴避。他回答：「放死者的影像聲音，好像死者沒有死，會令他的家人很難堪。」siapon Ragan與電影的關係相當密切。他曾經擔任一部以蘭嶼為背景的商業劇情片《亮不亮沒關係》的要角，在片中的名字是「阿乞乞」。事後，sia-pon Ragan的長媳向我要影片轉拷的錄影帶。她表示父親去世還沒滿一年，所以放映時她的先生離去。但是她是媳婦，比較沒關係，兩、三年以後看就沒關係了。

我們在島上一共贈送了三十卷錄影帶，包括影片中主要被攝者、村落負責人、鄉公所、國小、國中、幼稚園、衛生所和核能廢料儲存場。我們的放映活動令核廢場緊張，陳場長說：「影響很大！」 　　太陽在海面上愈升愈高，光束射下，產生pacir-acirain。島上的人開始活動了，有人推小船下海，在閃爍的光影中划行。我們這些台灣來的，背負著他們的期望，向「人之島」告別。